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8篇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作者：车金靓[1] 作者机构：[1]吉林大学 出版物刊名：环渤海经济瞭望 页码：26-26页 年卷期：2019年第8期 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作者：车金靓[1]作者机构：[1]吉林大学
出版物刊名：环渤海经济瞭望
页码：26-26页
年卷期：2019年第8期
主题词：贸易引力模型;双边贸易;中外贸易失衡
摘要：通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在分析了1998-2016年中国同前14位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得出影响中国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是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GDP)、地理距离、国土面积和制度安排等。这将成为减少甚至消除中外贸易失衡,维持和发展良好的中外经济外交关系的关键。同时,将有助于我国以更积极的面貌应对中外贸易失衡的新挑战。
篇二：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金哲松2000在其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一书中用最简化的引力模型分析一国与世界50商业时代原名商业经济研究2009年5期其它国家发展水平和增长率差异世界市场竞争程度地理邻近程度政治关系及距离不同对一国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的影响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马凌远李晓敏来源：《商业时代》2009年第05期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自引力模型被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以来，由于其原理简单、数据适用、模型容易被用于计量研究而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该模型被不断扩展，加入了被认为影响贸易流动的虚拟变量，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边界和国家间的历史关系。同时，由于服务贸易的崛起，将引力模型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也开始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介绍了引力模型理论基础的争论以及其在国际贸易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试图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引力模型的应用厘清略思路。
关键词：引力模型理论基础实证研究
引力模型概述
引力模型源自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其将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和两者之间的距离联系起来。20世纪40年代JamesStewart首次将引力应用于社会科学。而最早将其应用于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引力模型预言两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是两国经济规模以及两国之间距离的函数。
经济规模用GDP、人口和人均收入来衡量。距离一般是测量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绝对距离），也有的研究测量两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与它们和其他贸易伙伴距离的比值（相对距离），并有若干具体表述的统计形式(ITC，2000；SoloagaandWinters，2001)。
引力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其大受欢迎应归因于以下几点：原理简单、数据适用、模型容易被用于计量研究。通过学者的努力，模型被不断扩展，加入了被认为影响贸易流动的虚拟变量，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边界和国家间的历史关系。引力模型也被用于政策分析，例如对拥有共同货币的区域或优惠贸易协定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动估计。
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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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引力模型不是首先从贸易理论中推演而来的，而是以对现实贸易关系的直观判断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因此，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在先，理论研究在后。但基于习惯，本文先介绍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
Anderson(1979)指出引力模型与世界贸易模型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如假定来自不同地区的产品(进口品和国内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Armington假设）。接着一系列的研究指出引力模型框架与许多标准的贸易理论是一致的，如H-O模型，垄断竞争模型。Helpman&Krugman（1985）明确表明，引力模型是来源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垄断竞争模型，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预言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希望进口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商品，所以贸易流量就会与进口国规模（需求）和出口国规模（产品多样性）联系在一起。Deardorff(1998)表示，引力模型同样得自于不存在产品差异情况下的H-O模型，他得出此结论的窍门就是放松了国际间要素价格相等的假设，这样国家间就可以专门生产差别产品。产品的不同在供给一方，消费偏好在需求一方，这样就暗示了引力方程，Deardorff强调引力类型贸易的关键是国家间生产差别产品，而差别产品是由垄断竞争企业提供（Helpman的假设）还是专门化生产（Anderson和Deardorff的假设）并不是关键。Eaton&Kortum(2002)建立了一个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的同质产品新贸易模型，这个模型的实质也是体现了一种引力关系。Deardorff(1995)指出“几乎所有的贸易模型都可以导出类似引力方程的结果，但它们成功的经验并不能证明什么，仅仅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
贸易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应用
（一）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许多学者应用贸易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作了实证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Tinbergen(1962)，还主要有Poyhonen(1963)、Bergstrand(1985，1989)、McCallum(1995)、Balistreri(2003)、Anderson&Wincoop(2003)等。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两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GDP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Linnemann（1966）将人口作为变量引入模型，Bergstrand（1989）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均收入和汇率及多个虚拟变量，使模型包含更多影响贸易量的因素。McCallum（1995）表明，在控制了贸易量大小与距离的情况下，加拿大各省之间的贸易量是这些省与美国各洲贸易量的22倍。开创了对“边境效应”问题的研究。大量研究(HelliwellandMcCallum，1995；Helliwell，1999；Wei，1996；AndersonandSmith，1999；HeadandRies，2001等)发现，“边境效应”的确存在，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有所不同，而且呈下降趋势。Anderson&Wincoop(2003)、Evans(2003)又分别从边境效应的大小、影响边界效应的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从调整解释变量阶段过度到对边境效应的解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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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模型在我国贸易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金哲松(2000)、谷克鉴(2001)、骆许蓓(2003)等分别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众多影响我国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因素。金哲松(2000)在其《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一书中用最简化的引力模型分析一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发展水平和增长率差异、世界市场竞争程度、地理邻近程度、政治关系及“距离”不同对一国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的影响。谷克鉴(2001)认为，国际经济学界根据研究需要曾多次扩展贸易引力模型，而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转型、经济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因此，在构造中国贸易引力模型时，一定要考虑过渡经济对中国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影响。骆许蓓(2003)重点讨论了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因素。盛斌和廖明中(2004)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量决定因素，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就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了估算。然而由于数据上的限制，这些研究只限于货物贸易，在国内学者的文献中，将引力模型应用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应用
在现有的文献中，将引力模型应用于服务贸易的非常有限。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来看，Francois（2001）首次将引力模型引入到服务贸易领域，Francois的模型是将服务的进口需求作为进口国人均GDP和人口的函数。服务贸易流动的数据来自GTAP数据库。其用最小二乘法去估计引力方程，然后把预测的两个国家贸易量与现实之差结合假设的进口需求弹性去估算服务贸易壁垒的关税等值。Francois所估算的关税等值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其他研究。
Park（2002）用GATP的服务数据去核算关税等值，数据涵盖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部门。引力模型得到改进，其中加入价格指数，用来反映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别，然后结合了价格和数量工具去估计关税等值。Bergstrand（1985，1989）最先建议在引力模型中增加价格指标。然而Feenstra（2004）争论国内价格总指数并不能准确的反映进口服务的成本，而比较CIF（成本+保险费+运费）价格和FOB（装运港船上货价）装运港船上交货价价格的差别会更有效，Anderson&vanWincoop（2003）采用的方法就是在建立这种方法的基础上，用价格差异去衡量“边界效应”。
Grunfeld&Moxnes(2003)将引力模型应用于双边服务出口和FDI流动，数据来源于OECD。他们的回归包括进口国和出口国的GDP和人均GDP、两国间的距离，虚拟变量包括是否在共同的自由贸易区（FTA），用进口国的贸易限制指数（TRI）去衡量进口国的服务贸易壁垒。他们的结果说明了用于研究货物贸易的引力模型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两个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与它们的规模成正相关，与它们的距离和进口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反相关。他们同时发现在服务贸易中，FTA不显著，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一些FTA不包括服务贸易。Grunfeld&Moxnes接着用估计出的TRI系数模型化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应。模拟将各个国家的TRI减少到等同于样本国家中最低的那个，然后核算服务贸易变化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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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ura&Lee(2004)把标准的引力模型应用于服务贸易，目的是比较其与货物贸易的估计结果。数据也来自于OECD。除了标准的引力模型变量，还有交界和语言两个虚拟变量，还把偏远程度作为回归的一个变量。Kimura&Lee用OLS（最小二乘法）和时间固定效应方法去估计引力方程。他们通过回归发现两个国家间的距离对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更重要，他们暗示是由于服务的较高运输成本，却不能提供任何理由解释为何如此。在Kimura&Lee的研究中共同的语言作为解释变量不显著，而PARK（2002）发现共同语言对一些服务部门的贸易具有积极的影响。Kimura&Lee发现FTAS与贸易有正向的联系，而这又与GrunfeldandMoxnes（2003）的发现相矛盾。
Lejour&dePaivaVerheijden(2004)也比较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引力模型的估计，检验了加拿大国内和欧盟成员国的服务贸易。与Kimura&Lee（2004）的发现不同，他们发现距离对于服务贸易来说没有对于货物贸易重要。Lennon(2006)比较了服务贸易（集中于商业服务部门的服务）与货物贸易，距离和边界被发现对于服务贸易没有货物贸易重要，共同的语言被发现对于服务贸易而言更重要。关于距离对服务贸易的重要性的不同结果反映在很多文献中。Portes&Rey(2005)用引力模型检验了国际资本流动，发现距离的影响是消极的，是显著的，他们认为距离代表信息的摩擦，限制国际资本流动。PARK（2002）也发现在所有检验中服务部门距离是显著消极的因素。Tharakan等(2005)在分析比较印度的软件的出口和货物贸易流动中，发现距离对软件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除了标准的引力模型特征，Lejour&dePaivaVerheijden(2004)还加入了OECD的产品市场管制（PMR）指标来衡量贸易的非关税壁垒，他们发现其对服务贸易有显著消极的影响。Kox&Lejour(2005)对其方法进一步改进，引入了进口国与其贸易伙伴PMR的相对水平这一变量，他们发现其对服务贸易的消极影响。他们认为国家间规则的不同是贸易流量的一个重要决定变量。他们的估计用了OLS，几个固定效应模型和一个SUR回归模型。由于PMR数据的限制，模型只估计了欧盟15个国家。他们发现PMR和PMR差异水平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距离具有消极的影响，较高的GDP和共同的语言也提高了贸易水平。
上述研究用引力模型方法分析了决定服务贸易的变量，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发现上还缺少一致的意见。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模型的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同时服务贸易领域数据相对缺乏，所以引力模型本身及其对于国际贸易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金哲松.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2.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2001
3.骆许蓓.论双边贸易研究中重力模型的距离因素.世界经济论坛，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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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LONSO,W.1987.“GravityModels”,inJ.Eatwell,M.MilgateandP.Newman(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ume2,London:Macmillan,pp.561-562
作者简介：马凌远，男，（1982-），辽宁营口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李晓敏，男，（1982-），河南洛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军事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篇三：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
论文题目: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作者:韩*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韩剑[1]
摘要:产业内贸易理论是当今国际贸易的最新前沿理论,在实践中,产业内贸易对于促进一国贸易乃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回顾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内贸易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因素作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与经济总量、人均收入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呈正相关,与规模和收入差异、地理距离呈负相关,实证结论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选择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关键词:引力模型、产业内贸易、双边贸易
战后科技进步的加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国际分工由原来的垂直型分工逐渐转化为水平型分工,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也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在这种转变中,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本与技术存量的差异等因素,双边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相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出于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上的相似性,其双边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不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则更多的受要素禀赋影响,接近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一国产业内贸易的国别结构也将出现动态调整,进而对其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产生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本文从国家特征揭示出产业内贸易变化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加强与潜在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联系,积极发展双边产业内贸易,从而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选择贸易政策提供一个理论依据。
1、理论述评
产业内贸易理论是当今国际贸易的最新前沿理论,并处于不断的研究探索和发展中。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经过了70年代中期的经验研究和80年代的理论研究,建立了一套解释同一产业内产品双向流动的国际贸易新理论。迪克西特(Dixit,1977)、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mgman,1990)、赫尔普曼(Helpman,1981)、布兰德(Brander,1991)等经济学家结合现代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理论,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主流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同时以格鲁贝尔与劳埃德、阿奎诺(Aquino,A.1978)、伯格斯特朗德(Bergstrand,J.H.,1983)、格林纳韦(Greenaway,1987)为代表的学者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各自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模型,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伴随计量工具的大量运用,越来越多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的文献集中于对产业内贸易因素的研究。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很多,既有国家层面的(countryspecific)特征,包括国家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经济一体化,也有产业层面的(industryspecific)特征,如产品差别化、规模经济、市场结构等。在研究双边产业内贸易时,由于更多的涉及宏观层面的内容,因此抽象掉产业层面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产业内贸易的早期研究中,国民收入水平是最早被考察的一个变量。林德(1961)的需求相似理论早就阐述了收入水平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他认为,相同的收入水平容易
[1]韩剑,男,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E-mail:*****************
导致相同或相似的需求与消费偏好,从而为产业内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从需求的角度看,低收入的人群对商品需求具有简单化和标准化的特点。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并表现出对异质产品旺盛的需求,推动以产品差异化为主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两个国家中人均收入越高,人均收入差别越小,产业内贸易比重就越大。巴拉萨(1986)、库莱姆和兰德伯格(1986)把收入分配方式与产业内贸易联系在一起,指出即使在收入水平不同的两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有可能导致相互间产业内贸易的形成。
规模经济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由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国家规模与双边产业内贸易的联系最为紧密。当国家规模较大时,它为企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差别化产品提供了条件,使得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动与国家规模变化之间表现出正向关联的变动关系。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接近,需求结构越相似,规模经济的效应越明显。罗特斯切(Loertscher)和沃特尔(Wolter,1980)研究不同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强度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发展阶段、市场规模的大小差异与产业内贸易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费斯特纳和赫尔姆特(ForstnerandHelmut)选取47个国家的90个产业作为研究对象,以GDP绝对差额的负数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早期的研究由于不能很好地说明消费偏好多样化,产品差异,以及规模经济诸现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一直无法得到合理的阐释。直到格林纳威在《地区贸易安排的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较详尽的论述:经济一体化最直接的影响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使企业生产可以在最小有效规模(MES)下进行,一体化的根本优势在于生产者能够在区域范围内延长他们的生产线,规模经济在成员国间更有可能实现。区域一体化水平越高,产业内贸易的规模越大。Fontagné,Freudenberg和Péridy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1994原欧共体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出现大规模增长,其中产业内贸易占总贸易比重由最初的53%提高到63%。
此外,从区位角度看,国家地理位置直接影响运输成本,运输成本对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似乎要远远大于其对产业间贸易的影响。这是因为产业内贸易主要是人们对同一产品不同变体偏好所拉动的,这种对产品变体偏好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交叉弹性的强弱。空间距离缩短所导致的产品价格下跌,无疑将会提高这些变体产品间的交叉弹性系数,推动产业内贸易发展(Amiti&Venables,2002)。不仅如此,两国较近的地缘关系也便于开展边境贸易,边境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使得产业内贸易的比重相对较大。地理因素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一般关系应该是,距离越远的国家间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距离越近的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巴拉萨对美国与其37个贸易伙伴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研究表明,存在共同边界的国家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普遍较高,贸易伙伴间的距离与产业内贸易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系数高达0.485。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有关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对象都集中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很少。与国外产业内贸易研究的发展相对比,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是明显落后。大多数实证研究只是对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做简单的测算,一些学者对中国整体产业内贸易作回归分析,认为规模经济(徐娅玮,2001)、产品多样化、外商直接投资(马剑飞、朱红磊,2002)与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有着显著的相关性,然而对于影响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包括其深刻政策含义探索的相关文献却寥寥无几。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构
建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引力模型,利用翔实的贸易数据,具体考察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产业内贸易状况和影响因素,从而为发展我国产业内贸易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引力模型
在国际贸易的计量研究领域中,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与产业内贸易的指数模型一直以来都是计量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两大课题。1962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荷兰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第一次提出了双边贸易流量计量模型的简约形式。他认为,一国向另一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用GDP测量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贸易量与它们的经济规模之积正相关,而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负相关。贸易引力模型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Tij=A(YiYj/Dij),其中Tij是双边贸易总额;Yi是国家i的GDP;Yj是国家j的GDP;Dij是国家i和国家j的距离;A是比例常数。
1966年,Linnemann在原有的贸易流量计量模型中第一次把优惠贸易协定这个虚拟变量加入方程,考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两国贸易的影响。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对引力模型的理论涵义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探索,Grossman(1998)发现专业化生产是引力模型得以存在的理论前提。Feenstra,MarkusenandRose(2001)使用Rauch(1999)的贸易分类方法,证明引力模型能成功的运用到垄断竞争市场中的差异化产品贸易。在本文中,我们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引力模型作适当的改进,构建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引力模型。
假定各国专业化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各国消费者有着相似的需求偏好,贸易是无摩擦的,即零关税和零运输成本,各国消费的产品将根据它们的相对购买力(GDP)而定。i=1,2,…C代表不同国家;k=1,2,…N代表不同种类的产品;kiy表示国家i生产的k类商品的数量。由于假定产品各国同价,kiy实际上可以代表产品k在国家i的产值。各国的GDP可表示为Yi=∑=Nkiky1,全世界总GDP可表示为Yw=∑=C
iiY1,用sj表示国家j在全世界总消费中的比重,国家i向国家j出口产品k的数量可以表示为ikjijkysX=,国家i
向国家j的出口则是所有k种产品出口总和即
∑∑======kkjiwijwijijikjijkijXYssYYYYsysX
X
一国的出口函数可以用下面的对数线性方程来表示:
)ln()ln()ln()ln(jiwijIIIX++-=
由于ln(Iw)项在研究双边贸易时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既定的,因此该方程表明,一国的出口是由本国和贸易伙伴国的收入决定的。将等式中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相加,我们可以得到:
jiwjiijYYYXX⎪⎭
⎫⎝⎛=+2这是根据引力方程所做的一个最简单的推论,该推论有很多实际运用。其中,赫尔普曼(1984)将国家规模差异引入模型,证明了在由两个国家组成的区域经济体中,规模差别很大的国家要比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小得多。
假设把这两个国家所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称为区域A,则A的GDP可以表示为YA=Yi+Yj。两国相对于区域总GDP比重为siA=Yi/YA,A相对于全世界GDP的比重sA=YA/YW。公式又可变形为AjAiAAjiijsssYXX2/)(=+。由于siA+sjA=1,2siAsjA=1-(siA)2-(sjA)2,将此代入上述方程,可以得到A的区域内贸易为,
⎪⎭⎫⎝⎛-=+∑∈AiiAAAji
ijssYXX2)(1
赫尔普曼将模型拓展为一个区域内的多个国家,公式中的))(1(2∑∈-AiiAs
项被称为国
家规模差异指数(SizeDispersionIndex)。该指数证明国家的相对规模会如何影响贸易量。当研究双边贸易时,si+sj=1,两国的收入总和既定,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家差异指数将有较强的相关性。对方程两边分别取对数,得到
()()ijjiijjiji
ijDispersionssYYXXlnlnlnβγα+++=⎪⎪⎭
⎫⎝⎛++按照格鲁贝尔与劳艾德对产业内贸易概念的界定,产业内贸易值是进出口的重叠部分——相当于“贸易重叠”(TradeOverlap),
即IIT=2∑=niiiMX
1),min(Xi>Mi,IIT=2∑=niiM1Xi<Mi,IIT=2∑=niiX1
产业内贸易GL指数被描述为∑=⨯+=niiiiiMXMXGL1
100)/(),min(2
由上述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计量方程,在一般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了适当的外生变量,构造了一般的产业内贸易引力模型,如下式:
μββββββββα+++++++++=COMLnDISTDISPDISPLnPGDPLnPGDPLnGDPLnGDPLnIIT87261524132211其中,IIT代表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值或者产业内贸易指数;GDP1和GDP2分别是反映两国市场大小GDP值;PGDP1和PGDP2则是反映两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人均GDP值;DISP1和DISP2是根据公式计算出的国家差异指数及收入差异指数,DIST表示两国的地理距离,COM是虚拟变量,反映两国的区域一体化程度,如果两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则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μ是残差项。
3、实证检验
根据样本选择的典型性和重要性原则,本文选取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德国、英国、法国及我国这9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香港、新加坡和台湾是商品贸易的重要转口地,不能真实地反映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因此被排除在样本之外。我们采用联合国的贸易标准分类(SITC),把SITC三位数视为一个产业,计算2003年任意两个国家双边产业内贸易值及产业内贸易指数,如表1,该表是一个99⨯的矩阵,矩阵的右上方是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矩阵的左下方是双边产业内贸易值(亿美元),所有结果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www.unstats.org汇总计算所得。2003年各国以美元计价的GDP数据及人口数据来自www.worldbank.org,并以此计算出各国的人均GDP。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用各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近似代替,数据来自www.indo.com。
表12003年9个国家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情况
由上文构造的产业内贸易引力方程,我们以产业内贸易值为因变量,两国的GDP、人均GDP(PGDP)、地理距离(DIST)、国家规模差异指数(DISP1)和人均收入差异指数(DISP2)和区域差异(COM)为自变量,做OLS回归分析。采用逐项剔除的回归分析方法,剔除统计结果不显著的变量,得到对回归方程有着最好解释力的几个变量。它们分别是GDP1(本国的GDP)、GDP2(贸易国的GDP)、COM(区域一体化)、DIST(地理距离)、DISP1(国家规模差异指数)。以上述变量作为方程的解释变量,常数项的t检验值无法通过检验,换成不含常数项的方程继续做回归检验。计量结果显示(表2),拟和优度系数R2高达0.992,调整R2系数也达到0.984,F值为386.441,对方程有着良好的回归效果。同时,各变量的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都符合显著性检验标准(见表3)。其中GDP1的回归系数为0.745,t检验值为10.42;GDP2的回归系数为0.512,t检验值5.535,表明本国和贸易国的市场规模与产业内贸易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本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对进口产品的需求越高,贸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对本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就越旺盛,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规模经济效应越大,商品的出口和进口都会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产业内贸易也就越可能发生。DISP1的回归系数为4.021,符号为负,t检验值为-4.873,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产业内贸易值越高,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比如,美国和日本、德国、英国的产业内贸易值都将近500亿美元,而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产业内贸易值也仅为300亿美元。此外,方程中COM变量的回归系数为1.033,t检验值2.617,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假设,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显著提高。例如,美加贸易是所有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最高的,达到2265亿美元,法国和德国的产业内贸易总量也将近达到1000亿美元。
表2模型总体检验
表3回归系数检验
接着,同样采用上述方法,以产业内贸易指数为因变量,由于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取值在0—1之间,而回归方程可能会预期超过这个范围的值,有学者提出用逻辑转换(logistictransformation)的思想,而Greenaway和Milner(1986)提出,如果研究的目标是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则没有必要进行逻辑变换。基于这一点,我们依然对一般的产业内贸易引力方程做OLS回归。
计量结果显示,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人均GDP(PGDP1、PGDP2)、地理距离(DIST)、国家规模差异指数(DISP1)、COM(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五个变量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同样,含常数项的方程拟和效果不佳,继续使用不含常数项的方程做回归检验。如表4所示,不含常数项的方程拟和优度系数R2高达0.976,调整R2系数0.953,F值为126.644,回归效果显著提高,White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209,可认为模型无异方差。同时方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见表5)。PGDP1的回归系数0.038,t检验值3.571;PGDP2的回归系数0.072,t检验值为3.767,这一结果与理论假设大致吻合。两国的人均收入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均收入越高,消费者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越大,以差异化为主的产业内贸易就越容易发生。地理距离(DIST)变量的回归系数0.074,符号为负,证明两个国家地理位置越近,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国家规模差异指数(DISP1)的回归系数达到0.349,符号为负,t检验值-2.737,规模相近的国家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与先前检验相同,COM同样是方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最高,达到0.128,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内贸易指数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一旦两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产业内贸易指数将增加13%。
表4模型总体检验
表5回归系数检验
4、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引力模型,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产业内贸易作因素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我国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指数普遍较低,对外贸易的基本格局是产业间贸易。由于经济水平、人均收入与消费结构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开展水平分工的基础,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仍存在着很强的比较利益关系。
第二,经济总量、人均收入水平影响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产业内贸易规模也越大。国家规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与产业内贸易有着很强的负相关性,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产业内贸易比重相对比较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不断趋同,与发达国家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比重将有很大程度的提升,从而推动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
第三,由地理位置决定的运输成本是影响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邻近国家发展产业内贸易具有天然的优势,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双边产业内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空间。
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缓慢很大程度阻碍了我国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区域内产业内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加深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促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大大提高产业内贸易在各成员国双边贸易中的比重。同时我国还需要更广泛的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深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获得以规模经济为导向,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动态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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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2003年第2期
(15)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6)赵春明:《国际贸易学》,[M]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
Abstract:Intra-industrytheoryisanewtheoryininternationaltradefield.Inpractice,intra-industrytradedoesgreathelptopromotethecountry’sdevelopmentoftradeandeconomy.ThispaperreviewsthepertinentliteraturesandmakesanempiricalresearchonthefactorsofChina’sbilateralintra-industrytradebytheuseofthegravity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levelofintra-industrytradei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economiccapacity,nationalincomeand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butnegativelywithscaleandincomedisparityandgeographicdistance.ThisprovidesatheoreticsupporttoChina’sparticipationininternationallabordivisionandtradepolicyselection.
Keywords:GravityModel,Intra-industryTrade,BilateralTrade
篇四：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作者：周曙东;郑建作者机构：南京农业大学,南京210095出版物刊名：经济问题探索页码：89-97页年卷期：2018年第7期主题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贸易效率;贸易潜力;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摘要：本文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效率与潜力,并采用一步法分析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效率总体较低,贸易潜力较大;中国同越南、缅甸和新西兰的贸易效率相对较高,而与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的贸易效率相对较低;进口清关时间、班轮运输、货币与金融自由度、政府支出与效率以及自贸协定均对贸易效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为进一步提高贸易效率,应积极推动RCEP谈判、尽早达成协议、完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篇五：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基于新型引力模型的国际贸易量实证研究分析赖雨盟【摘要】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人均GDP等新变量,来构建新型引力模型,同时使用中、美、日、韩、德五国相关数据对新型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分析.通过资料查阅、数据选取、模型构建以及结果分析等相关研究,对引力模型有了比较新颖的认识,探寻出了影响双边贸易量的其他相关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对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期刊名称】《对外经贸》【年(卷),期】2019(000)001【总页数】4页(P31-34)【关键词】新型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量【作者】赖雨盟【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上海20162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740.2
一、前言Tinbergen和Poyhonen是最早将传统引力模型应用于研究国际贸易量的两位学者。在此之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用引力模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不断丰富了引力模型的理论内涵。
我们已知，传统的引力模型表示为：
相应的回归方程为：ln(Fij)=β0+β1ln(Mi)+β2ln(Mj)-β3ln(Dij)+εij。Fij表示ij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G表示一个常数，Mi表示i国的经济规模，以i国GDP表示，Mj表示j国的经济规模，以j国GDP表示。而Dij表示ij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ηij表示误差项，β0、β1、β2和β3表示相关系数。本文在传统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均GDP等其他变量，构建了新型引力模型，并通过计量分析进行验证，探寻影响国际贸易量的其他关键因素，具体的新型引力模型将在下文讲述。二、相关文献综述引力模型作为国际贸易学中重要的模型，关于它的相关研究众多，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诸艺璇，刘艺璇，秦梦鸽(2019)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利用FAO等数据库的数据，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茶叶出口贸易进行实证研究。[1]钱进(2019)利用扩展引力模型，对中国为“轮轴”的亚太自贸区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其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并主导亚太自贸区的建设，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贸易环境，促进双边贸易增长。[2]刘伟，高志刚(2018)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其认为，中国应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创建规范、高效、公平的贸易体系，促进沿线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实现互利共赢。[3]本文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人均GDP等新变量，构建新型引力模型，以研究分析决定国际贸易量的相关因素。三、对新型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数据，将中美、中日、中韩和中德分别作为新型引力模型的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这四个国家的数据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这四个国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此中国和这四个国家的贸易量最具有代表性，非常适合进行研究验证分析工作。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样本容量，笔者选取了以上五个国家1999—2018年的数据。笔者以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名义GDP[4]，两国地理距离，名义人均GDP[注]以名义人均GDP作为人均GDP的选取值。，相对人口和预期寿命作为解释变量，以及将两国是否同为WTO成员国作为虚拟变量。由于中国于2001年正式加入WTO，其他四个国家在1995年就已加入，所以1999—2018年这20年能够跨越中国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因此笔者可以用这组数据研究虚拟变量。在具体数据的来源方面，笔者通过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网站搜集到了中美、中日、中韩和中德双方1999—2018年的年商品贸易总额数据(以美元计量)，并在世界银行数据库网站上查询到了五国1999—2018年每年的名义GDP(以美元计量)，名义人均GDP(以美元计量)，人口(以人计量)和预期寿命(以岁计量)。同时笔者在谷歌地球网站上测量出了中国首都北京分别到其他四个国家首都的地理距离(以公里计量)。[6]数据搜集完成后，开始在Stata软件中建立变量，并将数据输入相应的变量中，完成后如图1所示：图1计量变量数据输入(二)新型引力模型构建在上文所示的传统引力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两国之间的贸易量，解释变量仅为两国各自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而在本次计量操作中，笔者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之比、预期寿命和虚拟变量四个
新的解释变量，旨在拓展引力模型的理论范围，探寻影响国际贸易量的其他因素。加入新变量后的新型引力模型方程为：ln(Y)=β0+β1ln(GDP1)+β2ln(GDP2)+β3ln(D)+β4ln(pergdp1)+β5ln(pergdp2)+β6ln(relpopu)+β7ln(lfpr1)+β8ln(lfpr2)+β9WTOs+ε其中Y表示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百亿美元)，βi(i=0-9)为相关系数，ε为误差项。解释变量的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说明如表1所示：表1解释要点说明解释变量含义预期符号理论说明GDP1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GDP2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GDP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越能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对双方贸易起到积极的作用。D中国首都北京分别到其他四个国家首都的地理距离(公里)地理距离越远,文化、语言和心理等因素差距越大,导致贸易的成本越大,对双方的贸易起很大的阻碍作用。pergdp1中国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美元)+pergdp2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美元)+人均GDP能更好地反应国民的生活水准,人均GDP越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对贸易的需求更大,因此对双方贸易起促进作用。pelpopu中国总人口与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总人口之比-人口之比表示了两国市场大小的差距,人口之比越大,两国市场差距越大,消费层次差别也越大,会对双方贸易起很大的阻碍。1fpr1中国预期寿命(岁)+1fpr2引力模型另一方国家的预期寿命(岁)+人的寿命越长,所需要消耗的商品服务越多,对双方贸易起促进作用。WTOs虚拟变量,表示双方是否同为WTO成员国,是取1,否则取0+当两国同为WTO成员国时,WTO组织规定的一系列贸易优惠政策将对双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三)回归分析数据库以及模型都建立完毕后，开始进行回归分析。先对变量进行对数转换，生成对数形式的变量，如图2所示：
图2数据变换再通过在Stata中输入命令“reglnYlnGDP1lnGDP2lnDlnpergdp1lnpergdp2lnrelpopulnlfpr1lnlfpr2WTOs”即可进行回归操作，回归结果如图3所示：图3回归结果(四)回归分析检验结果由分析结果可知，回归方程为：ln(Y)=-82.4625+(16.717)0.8347ln(0.5143)(GDP1)+0.7591(0,2536)ln(GDP2)0.7501(0.044)ln(D)-0.804(0.5391)ln(pergdp1)+0.2762(0.2613)ln(pergdp2)0.074(0.262)ln(relpopu)+29.6375(4.0295)ln(lfpr1)-9.0769(1.449)ln(lfpr2)++0.0416(0.0851)WTOs由方程可知，当GDP1(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时，Y(两国贸易量)将增加GDP1增量的83.47%。当GDP2(引力模型另一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时，Y将增加GDP2增量的75.91%。当D(两国地理距离)增加时，Y将减少D增量的75.01%。当pergdp1(中国人均GDP)增加时，Y将减少pergdp1增量的80.4%。当pergdp2(引力模型另一国家的人均GDP)增加时，Y将增加pergdp2增量的27.62%。当relpopu(总人口之比)增加时，Y将减少relpopu增量的7.4%。当lfpr1(中国期望寿命)增加时，Y将增加lfpr1增量的2963.75%。当lfpr2(引力模型另一国家的期望寿命)增加时，Y将减少lfpr2增量的907.69%。当WTOs为1(两国同为WTO成员国)时，Y将增加WTOs从0至1增量的4.16%。四、实证结果分析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知，解释变量GDP1、GDP2、D、pergdp2、relpopu、lfpr1和WTOs在动态过程中的符号与预期的符号一致，而解释变量pergdp1和lfpr2在动态过程中的符号与预期的不一致。
GDP1和GDP2的符号为正，说明由国内生产总值所反映的一国经济规模与两国之间的贸易量成正相关，一国的GDP越大，两国的贸易量将越大。这符合引力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理论解释。D的符号为负，说明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与双方贸易量成负相关，而且P值为0.000，表示负相关性非常显著，这表明地理距离对双方贸易的影响非常大。地理距离越大，文化、语言和心理等差距越大，贸易成本也越高，对双方的贸易具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这也符合引力模型对地理距离的理论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rgdp符号一个为正一个为负，且P值都大于0.05，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两国之间贸易量的影响不确定也不显著，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relpopu的符号为负，说明两个国家总人口之比所反映的两国市场大小差异与双方贸易量成负相关，总人口之比越大，表明两国市场大小差距越大，消费层次与结构差距也越大，对双方贸易具有阻碍作用。期望寿命lfpr符号一个为正一个为负，说明期望寿命对两国之间贸易量的影响也不确定，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WTOs的符号为正，说明两个国家如果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两国贸易量将会得到增长，也就是具有正相关性。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加入WTO能够增加自己的国际贸易量，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益处。五、结论综上所述，通过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引力模型中，除了传统的GDP增长能够促进贸易量增加以及地理距离对贸易有阻碍作用两个规律外，还存在如果两国市场规模越相似，消费层次与结构越接近，那么双方的贸易量就会越大以及加入类似WTO这样的贸易组织能够促进贸易发展这两个规律。因此，中国应该积极同与自身市场规模相似、消费层次接近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同时也应
多签署相关贸易互惠合约，促进贸易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引力模型，探究了影响国际贸易量的新因素，并对中国如何进行相关贸易提供了理论建议，希望能够为以后的同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诸艺璇,刘艺璇,秦梦鸽.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一带一路”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实证研究[J].中国市场,2019(4):60-63.[2]钱进.中国为“轮轴”的亚太自贸区贸易增长效应研究——基于扩展引力模型[J].国际商务研究,2019,40(1):51-59，68.[3]刘伟,高志刚.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联系、影响因素及效率研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6):134-152，155.[4]阮翔.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05.[5]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理论基础研究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2):39-44.[6]李亚波.中国与智利双边货物贸易的潜力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7):62-69.
篇六：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国际经济学引力模型总结简要总结:前些年学者将引力模型应用于中国东盟贸易、服务贸易、双边贸易、进出口贸易中等方面的贸易引力模型，大多数采取增加新变量，或者结合其他概念拓展引力模型，如旅游引力模型，时空引力模型等，较新的研究集中于引力模型在城市地理方面的应用。一．有关引力模型的理论和文献综述1谷克鉴：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
谷克鉴（2001）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构造、验证、拓展与运用技术路径的全面描述，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根据研究的需要曾经多次拓展贸易引力模型,主要方法是适当增设外生变量。外生变量的增设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逻辑型,即在同一个经济体内根据研究的推进将经济活动中更多要素逐步纳入计量模型;另一种则为外延型,即根据不同经济体的特性,增设外生变量。最后提出中国贸易引力模型构造的初步方案--应当增设一个外向型贸易转移推动的变量。2.史朝兴：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巾应用的理论基础研究综述南开经济研究
史朝兴(2005)对前人有关引力模型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分类，将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和推导分为两类：第一，不基于任何贸易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包括支出系统法，一般均衡法，多边阻力法，第二，基于贸易理论的引力模型，包括H-0模型，基于H-0、规模报酬和垄断竞争的引力模型。3.经济研究中引力模型的应用综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朱道才（2008）从市场分析、投资贸易和区域经济三个角度出发,阐述了引力模型的运用，作者认为关于引力模型的未来研究上,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对理论基础的加强和补充,二是应用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二．引力模型在中国东盟贸易中的应用4.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特区经济
吴思敏等（2006）研究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如何影响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通过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引入了新变量即区内每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均GDP的差异，从而证明了由于需求相似而引发的贸易对该区的贸易流有重大影响[1]。5.引力模型在中国与东盟贸易中的实证分析亚太纵横
单文婷等（2006）将引力模型运用到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定量分析中，利用2000-2004年
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包括GDP、人均GDP和距离等基本变量的基本引力模型，增加了华人人口、通用华语等变量，得到了扩展的引力模型。最后运用该模型来预测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率[2]。
6.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下中国的静态贸易效应
国际贸易问题
陈汉林等（2007）分别基于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建立了两种相应的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且两种效应之间的差额逐年增长。
三．引力模型在服务贸易中的应用7.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周念利（2010）本文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服务贸易的决定因素与出口潜力进行识别和测算,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主要服务贸易伙伴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价进行估算。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物理距离和是否使用共同语言均会对中国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影响。8,基于引力模型的服务贸易决定因素分析企业经济
肖文（2012）研究发现，引力模型适用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决定因素的解释，双边服务贸易额与两国的GDP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而且，两国的经济规模差异越小，双边贸易量就越大。但是中国服务业产值占比的增加，并未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能力，最后给出建议。四.引力模型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应用9.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世界经济
程惠芳（2004）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32个国家(地区)为样本,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10.国际直接投资与引力模型世界经济研究
高国伟（2009）构建了包含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作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中也存在一个引力模型,即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量与两国之间的距离负
相关,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正相关。11.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世界经济
蒋殿春（2011）基于美国跨国公司全球经营规模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对地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成本等因素之后,美国对华投资仍显著低于模型的预测水平,但在制造业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却高于正常水平。12.要素禀赋、制度特征与FDI流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刘海平（2014）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特征等因素引入投资引力模型，就二者与FDI流动的关系，诸因素交叉项与FDI流动的关系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距离对FDI流动具有普遍性影响。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五．引力模型在双边和进出口贸易中的应用13.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钱学锋（2008）基于一个融入双边冰山型贸易成本的多边一般均衡贸易模型,采用了改进引力模型，考虑到了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运用该模型我们综合测度了1980~2006年中国与G-7各国关税等价的双边贸易成本。结果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税等价的贸易成本都已经低于50%,14.中国进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经济问题
吕玉花（2009）基于1998~2007年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关于中国出口和进口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与26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中国人均GDP、伙伴国GDP、伙伴国人均GDP、距离和APEC组织等因素对出口贸易额存在影响,而进口贸易额仍受经济规模等传统因素的影响。15.基于引力模型重新推导的双边国际贸易检验世界经济
罗来军（2014）一是对引力模型的重新推导,二是运用理论模型对双边国际贸易进行经验检验,引入了方向性,设计了无方向性的总量贸易模型(贸易总额)和有方向性的流量贸易模型(出口丨进口)。经验检验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在交通技术相当发达和运输成本下降较多的今天,地理距离仍是国际贸易的显著影响因素;总体来看,文化因素的趋同促进了双边国际贸易;技术差距妨碍了双边国际贸易.
六．引力模型在城市、城乡发展中的应用16.引力模型重构在城区与郊区相互作用中的应用世界地理研究
李江苏（2009）考虑了多项指标对引力模型中区域质量评价的重要性，并对引力模型中距离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将其重构为一个货币和时间的组合概念，以昆明市城区和郊区作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新模型。SPSS分析17.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及其应用地理学报
李山（2012）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计算出了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km。18.中国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中国农村经济
刘红梅(2012)基于城乡一体化理论和引力模型，构建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的时空引力模型，以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城乡一体化有正向影响的因素包括农村人均家庭经营耕地规模、农业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有负向影响的因素包括城市偏向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体制、城市偏向的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体制和城乡之间的距离；城乡一体化的时间效应和时空滞后效应显著；
部分文献细节篇名作者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及其应用地理学报李山王铮钟章奇2012研究对象及方法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基于威尔逊型的指数函数衰减模式，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并重点在参数估计和模型应用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中国=东盟经济发展不平衡如研究结论研究表明，就全国平均而言，在21世纪初收入弹性系数可取0.64，而空间阻尼系数可取0.00322，且在空间阻尼影响下，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km。计算了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km创新点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一般有牛顿型(幂函数)和威尔逊型(指数函数)等两种基本形式，作者先批判了牛顿型的弊端，然后在威尔逊模型形式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
Tjk=KAkPjCjexp(-βrjk)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提高四个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加快基
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引入了新变量pcGDPdifij,表
研究特区经济吴思敏詹正华2006
何影响区内贸易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引入新变量，结合旧概念林德定理，利用SPSS进行了线性回归。
础交通设施建设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关键。
示自由贸易区内每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均GDP的差异，这个变量的引入目的是为了检测“林德定理”,即当它为负且显著，证明了由于需求相似而引发的贸易对该区的贸易流有重大影响。提出中国贸易引力模型构造的初步方案--应当增设一个外向型贸易转移推动的变量。
国际经济学对引力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世界经济谷克鉴2001
1.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构造、验证、拓展与运用技术路径的全面描述,2.对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方法加以经济学解析和运用主流国际贸易模型实施理论验证,
1960s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根据研究的需要曾经多次拓展贸易引力模型,主要方法是适当增设外生变量。外生变量的增设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逻辑型,即在同一个经济体内根据研究的推进将经济活动中更多要素逐步纳入计量模型;另一种则为外延型,即根据不同经济体的特性,增设外生变量。
篇七：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双边贸易安排【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原刊地名】杭州【原刊期号】200206【原刊页号】17〜20【分类号】F52【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复印期号】xx02【标题】【作者】刘青峰/姜书竹【作者简介】刘青峰，男，1967年生，宁波大学商学院硕士生。
姜书竹，男，1977年生，宁波大学商学院硕士生。【内容提要】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验证了决定中国2000年双边贸易状况的主要因素是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国民收入水平、空间距离和制度安排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中国对外贸易的对策建议。【摘要题】研究与探讨【关键词】对外贸易/双边贸易/贸易安排/贸易引力模型【正文】
构建一个适当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双
边贸易状况，分析制约双边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并进而有针对
性地提出扩大双边贸易的对策，可为我国政府制定扩大双边贸易
的措施、为企业开拓潜在的国际市场提供具有实际价值的参考。
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了
贸易引力模型”，所选
取的数据是中国2000年3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及相关
的数据，在模型拟合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贸易引力模型最初出现在Timbergen(1962)和
Poynohen(1963)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作的研究中。基本模型
是
Tij=A(Y[,i]Y[,j]/D[,ij])
⑴
其中T[,ij]是双边贸易额，为进出口的总和；Y[,i]是国家i的GDP;Y[,j]是国家j的GDP;D[,ij]是国家i和国家j的距离；A是比例常数。
该模型的思想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的相互吸引力与他们质量的积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进而设想：两个国家的贸易量与它们的经济规模之积正相关，而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负相关。
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改进。比较著名的有Helpman(1987)和Deardorff(1995)的研
究。前者涉及Anderson(1979)、Krugman和Helpman(1985)
所提出的垄断竞争条件下发达国家之间有关产品多样性的产业内
贸易的情况，后者则研究基于Heckscher-Ohlin所提出的自然禀
赋决定比较优势条件下的有关非竞争性产品的产业间贸易。两者
的研究其实是考察产品的互补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
产品的互补性也是决定双边贸易量的重要因素。贸易引力模型相
应地取得以下形式
LnT[,ij]=a+B[,1]Ln[Y[,i]3]LnD[,ij]+B[,4]TCI[,ij]+e[,ij]
•丫口]]+B[,2]Ln[(Y/P)[,i]
-(Y/P)
其中Ln表示自然对数;aB[,i](i=1,2,3,4)表示各变量的
回归系数；e[]是回归误差；P代表人口；
TCI[,ij]=刀凶,ki]xM[,kj]]/[
刀X[2,kj]x代表产品][1/2]
的互补性程度；k代表进行贸易的商品；X[,ki]代表国家出口商品K占总出口的份额；M[,kj]代表国家进口商品K占总进
口的份额。另外，Frankel(1997)强调了像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具有陆
地相连性等地理运输的便利，Garman(1999)、Wall(1999)和
Tamirisa(1999)还考虑了经济一体化措施、贸易保护、贸易管制等
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其中Sohn,Chan-Hyun的
模型具有代表性，表达为
LnT[,ij]=a+B[,1]Ln[Y[,i]
•Y[,j]]+B[,2]Ln[(Y/P)[,i]
3]LnD[,ij]+B[,4]TCI[,ij]+APEC[,ij]+
-(Y/P)
式中APEC[,ij]指贸易伙伴是否为某一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用于衡量制度安排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本文则受上述文献的启发，根据中国双边贸易的实际情况，同时由于研究条件的约束，假设我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由各方的经济规模、人口、空间距离、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等因素决定或影响，即
T[,ij]=f(Y[,i],Y[,j],P[,i],P[,j]],D[,ij],S[,ij])=A
/P)[,i]]
•(Y/P)[,j]][Y]•D[8,i(4)•e[SijZ]
-(Y[,i]Y[,j]
对(4)式两边取对数后得到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分析形
式
LnT[,ij]=a+BLn[Y[,i]•Y[,j]]+YLn[(Y/P)[,i]
D[,ij]+ZS[,ij]+£[,ij]
(5)
(Y/P)[,j]]+
其中S[,ij]为制度安排变量，aBYZ是回归系数，&为误
差项。
[,ij]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它被认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本文
采用贸易引力模型这一分析框架，一方面是因为它运用灵活、计算
简单而且能解释传统的要素禀赋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实际贸易现
象；另一方面是据有关研究显示，贸易来自于需求，而需求又取决
于收入，因此贸易双方的
GDP人均
GDP与贸易额正相关；空间距离的存在显然增加了商品的运输成
本，也可能因此阻隔贸易的信息交流，因此与双边贸易额是负相关
的；至于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会影响贸易额，是因为贸易作为一种
交易，存在大量的科斯意义的交易费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必然能够
降低交易费用。
二、数据处理及计算结果
运用统计软件”将所得数据）依据方程（5）进行线性拟合，
得到以下结果：
附图
三、结果分析
从以上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决定中国2000年外贸状
况的重要因素确实是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国民收入水平、空间距
离和制度安排等，而且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力决定了中国外贸规模
的基本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反映经济规模的GDP总量比反映国民收入水平的人均
GDP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有研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更
多地是由贸易伙伴的
GDP总量决定，则说
明这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尚处于低级阶段，也就是说，该国参与国际
贸易的商品主要的是资源型的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相反，如果一
个国家的贸易规模更多地是由贸易伙伴的人均GDP决定，则说明该
国的贸易结构已经处于高级阶段，
同时也
意味着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这样看来，中国
要想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将还有一段漫长的艰辛道
路。
第二，作为决定双边贸易规模的负相关因素，空间距离的阻隔
作用依然存在，但阻隔力度有所减弱。据现有的文献研究表明，空
间距离的阻隔系数一般在
-到-之间。通常的理
解是，空间距离越大则运输成本越大、信息交流越困难、相互的文
化差异也就越大，从而限制了相互的贸易往来。距离阻隔系数的变
小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贸活动受益于运输技术的改进，或者社会信
息化的提高，或者是目前中国贸易商品的种类不是很受运输成本的
约束，这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贸易伙伴间的制度安排对双边贸易规模的影响巨大，这
一点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本研究用于衡量制度安排效应的指标仅
仅考虑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和中国一样处于亚太经合组织，而实际
上影响双边贸易状况的制度因素在当今时代是如此之多，这又是一
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还是给我们足够
的启示，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种组织、社团将在促进中国外贸发
展方面拥有广阔的舞台。
另外，据模型拟合结果得出的经验方程
T[,ij]=f(Y[,i],Y[,j],P[,i],P[,j]],D[,ij],S[,ij])=e[]
(Y[,i]Y[,j])[][(丫/
•
P)[,i]](Y/P)[,j]][]D[-,ij]e[]・
我们计算出中国2000年与前30位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预测
值，将实际贸易额与预测贸易额相比较，再依据两者的吻合程度把
2000年中国前30位贸易伙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潜力再造型。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的现有潜力
按模型分析已经用完，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大
于或等于，与这种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在保
持现有积极因素的同时，发展培育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
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有香港、德国、美国、英国、印尼、伊朗、荷
兰、俄罗斯和阿曼共计
9
个国家或地区。
二是潜力开拓型。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发展双边贸易的潜力尚
未充分发挥，还有一定的扩大双边贸易的空间，实际双边贸易额与
预测双边贸易额的比值在到之间，与这种贸易伙伴进一步发展贸易
关系的主要思路是借鉴处理与第一类贸易伙伴关系的做法，同时注
意开拓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此类的贸易伙伴有日本、韩国、
台湾、马来西亚、沙特、新加坡、泰国、阿联酋、比利时、法国、
意大利、巴西等12个国家或地区。
三是潜力巨大型。按模型分析这种贸易伙伴与之扩大贸易规模
的现有潜力非常大，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双边贸易
额的比值小于或等于，如印度、菲律宾、越南、西班牙、芬兰、瑞
典、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9个国家或地区。中
国与这类贸易伙伴之间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与之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的主要思路在于尽快排除贸易发展的障碍。
四、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在将来就如何扩大双边贸易，进
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个方面是强化积极因素、转变消极因素。从上文的分析知
道，扩大双边贸易的积极因素有双方的经济规模、国民收入水平和
某些制度安排，消极因素是贸易伙伴之间的空间距离及众多的贸易
壁垒。对中国来说，强化积极因素首先在于提升产业水平，改善贸
易结构。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多的
是竞争关系，而与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互补关系，因此决定双边贸易
额的经济规模因素比人均国民收入因素贡献大得多。这就意味着中
国必须努力提升产业水平、改善贸易结构。比如目前应当抓住第三
次科技革命的机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信息
产业的投入。如此一则可以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而改善贸易结
构，提高国际竞争力，二则能够进一步弱化空间距离的阻隔效应，
节约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
强化积极因素还在于充分发挥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各种民间组织的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中国已经是WTO的成员国，应当而且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尽可能地扫除阻碍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各种贸易壁垒和不公平待遇；同时，积极加入或参与各种形式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果中国能够抓住历史给予的机会，在东盟甚至更广泛的范围内有所作为，将为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
转变消极因素除了上文所述的消除贸易壁垒以外，可以采取一
切必要的措施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地理上的空间距离我们不能更
改，但是我们可以培育、发展我国的贸易伙伴。中国有漫长的边
界，周围有众多的邻国，如果与他们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空间距
离的阻隔作用将得到很大程度的弱化。
中国扩大双边贸易、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的第二个方面的努力
是有针对性地巩固已有的国际市场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巩固已有
的国际市场重点在于第一类和第二类贸易伙伴的市场。这两类贸易
伙伴大多是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它们是中国初级产品
的出口市场和高级产品的进口市场，巩固这市场对我国具有重大的
意义。
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一般说来重点在于第三类贸易伙伴的市
场。但如果做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发现，每种类型
的贸易伙伴中都有与之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的可能。
表一2000年中国与前30位双边贸易伙伴的有关数据
附图
比如第一种类型的英国，虽然实际贸易额是预测贸易额的倍，
但与贸易条件类似的德国相比，
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这说明英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第二类贸易伙伴中的日本也是
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我国与它的经
济关系应当不亚于我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但实际贸易额与预测贸
易额的比例不但远低于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比例，而且只达到预测贸
易额的，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又如台湾，它是中国的一部分，经济水平与中国的香港相似，但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关系和大陆与香港的经贸关系相比，情况大相径庭，其中政治原因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如果这个障碍得以解决，相信双方的贸易额会有巨大的增长；在我国的第三类贸易伙伴中，瑞士、加拿大、菲律宾的国际市场尤其值得重视。中国与瑞士的贸易水平是30个贸易伙伴中最低的一个，实际双边贸易额只有预测贸易额的45%，也许其中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存在极大的发展潜力。
总之，如果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有利因素得以发挥，不利因素得以排除，并有针对性地研究、分析贸易伙伴的特殊情况，进而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的对外贸易将有巨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①Poyhonen,Pentti(1963),ATentativeModelfortheVolume
ofTradeBetweenCountries,WeltwirtschaflichesArchive,,②Helpman,E.(1987),lmperfect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Trade:EvidencefromFourteenIndustrialCountries,JournalofJapaneseandInternationalPress,Cambridge,MA.
③Deardorff,(1995),DeterminantsofBilateralTrade:DoesGravityWorkinaNeoclassicWorld?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WorkingPaper,5377.
④,RegionalTradingBlocsintheWorldEconomic
System,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ashington,DC.
⑤GarmanGeorgeandDeboraGilliard(1999),Economic
IntegrationinTheAmericas:1975-1992,TheJournalofApplied
BusinessResearch,
⑥WallJ.,Howard(1999),UsingtheGravityModeltoEstimate
theCostsofProtection,January/FebruaryReviewofFederalBank
ofSaintLouis.
⑦Tamirisa,Natalia(1999),ExchangeandCapitalControlas
BarrierstoTrade,IMFStaffPapers.
⑧Sohn,Chan-Hyun,AGravityModelAnalysisofKorea's
TradePatternsandtheEffectsofaRegionalTrading
Arrangement,2001,⑨黄益平、宋立刚：《应用数量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1年7月版，P182。
⑩本文的数据来源分别是：
从《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选取中国2000年最大的贸易伙
伴30个国家或地区，同时得到2000年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双
边贸易额，并将贸易额换算成统一计量单位：万美元。计算发现，
该年中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总额达亿美元，是中国当时对
外贸易总额亿美元的
%，反映了我国
对外贸易的概况。
从《世界经济年鉴2001》查阅贸易伙伴的GDP、人口
数据，这主要考虑到数据的相对真实性和可比性，同时也作了必要的单位换算。在此基础上计算各贸易伙伴当年的人均GDP，单位为万美元/人。
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距离以双方首府地理上的空间距离计算，这可能与实际的贸易状况有出入，但考虑到选用其它计量标准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以及操作的简便，本文还是采用选定的计算标准。该项数据来源于INTNET的各网站资料。
制度安排变量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出现，这里用于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是否因为共存于同一个世界或区域经济组织之中而具有促进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本文考察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如果是则S[,ij]=1，如果不是则S[,ij]=0。
篇八：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李恒【期刊名称】《《价值工程》》【年(卷),期】2019(038)022【总页数】3页(P102-104)【关键词】制度距离;服务贸易出口;引力模型【作者】李恒【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蚌埠23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7
0引言在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多年位居世界前列的背景下，中国对服务贸易的关注程度愈发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以及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服务贸易额几乎年年上涨。根据商务部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7130亿美元，相比较1993年的226亿美元增长了将近35倍，占世界服务贸易比重为7.71%，其中服务出口额2015年达到了2882亿美元，相比2014年增长了29.7%。伴随着信息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服务贸易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虽然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日益增长，但
是中国服务贸易收支逆差仍然是居高难下，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更是达到1971亿美元，这也与中国商品贸易顺差和整体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反差。不难看出，相对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服务贸易起步比较晚，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业在国家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必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服务出口贸易逐渐成为了研究热点。戴翔（2013）运用增长边际分析法，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市场份额分解为价格、种类和数量[4]。许和连和成丽红（2015）则认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为主[5]。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成为研究双边对外贸易的常用分析工具。引力模型在双边贸易流量决定因素实证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理论基础也越来越完善。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拓展主要体现在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上，近期人们开始通过添加制度质量指标来考察各国国内制度因素以及制度趋同对双边贸易的影响。通过应用引力模型的研究发现，各国制度的优劣对双边贸易有显著影响，制度相似的国家间贸易量较大。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扩展标准模型或是对标准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进行修正，如Leamer（1974）引入人均收入变量、Grunfeld和Moxnes（2003）引入贸易限制指数变量、Kimura和Lee（2004）将语言、国家地理距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因素考虑进引力模型中。Francois（2001）则对模型进行修正，选用双边国家人均GDP和绝对距离作为解释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引力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制度距离最早是由Kostova（1996）提出来，她把制度距离定义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1]。西方学者则主要是从制度距离视角研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Gaur，2007；Schwens,2011；Salmon，2012；JongmooJayChoi等，2014)，将制度距离引入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个新领域[2]。潘镇（2006）认为一些难以直观看见的贸易成本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完善的制度和制度
差异导致的[6]。魏浩（2010）在研究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时，也将制度因素加入到引力模型中进行考察[7]。可见，中国对外贸易不仅受传统的经济因素影响，制度因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现有的文献研究还停留在对国际投资和货物出口贸易的研究中，从具体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是少之又少。本文将制度距离引入到研究中国服务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中，采用2009-2016年间中国对34个国家出服务口贸易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衡量制度距离的各指标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1模型设定及变量含义鉴于本文的探究方向，必然会在基本引力模型中加入测度制度距离的各项指标。本文所选取的制度距离指标主要包括BusinessFreedom（BF）、TradeFreedom（TF）、FisicalFreedom（FCF）、FreedomfromGoverment（G）、MonetaryFreedom（MF）、InvestmentFreedom（IF）、FinansialFreedom（FF）、PropertyRights（PR）、FreedomfromCorruption（FC）、LaborFreedom（LF）十个指标。本文制度距离主要通过计算两国在各个指标上得分之差的绝对值，最终设立如下扩展的引力模型，作为研究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计量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EXPcjt表示在t年中国对j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α1、α2、α3、α4和β均为待估参数，Ucit为随机扰动项，Xit为各制度距离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包括GDPct（t时期中国的名义GDP总量）、GDPjt（t期贸易国j的名义GDP总量）、DPGDPcjt（t期中国和j国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LnDIScj（中国和j国之间的距离）、DBFcj（中国和j国在企业运营自由度上的制度距离）、DTFcj（中国和j国在贸易自由度上的制度距离）、DFCFcj（中国和j国在财政自由度上的距离）、DGcj（中国和j国在政府自由度上的距离）、
DMFcj（中国和j国在货币政策自由度上的距离）、DIFcj（中国和j国在投资自由度上的距离）、DFFcj（中国和j国在金融自由度上的距离）、DPRcj（中国和j国在产权上的距离）、DFCcj（中国和j国在廉洁自由度上的距离）、DLFcj（中国和j国在劳动自由度上的距离）。2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从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获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从WEO数据库获取各国的GDP和人均GDP。3实证结果分析本文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表1计量回归结果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LnGDPctLnGDPjtLnDPGDPcjtLnDIScjDBFcjDTFcjDFCFcjDGcjDMFcjDIFcjDFFcjDPRcjDFCcjDLFcj0.4741800.7704881.329706-0.1097000.0081720.048221-0.000777-0.0085250.038717-0.0104380.026840-0.0010640.000114-0.0040170.1313560.0340770.1746980.2059420.0072740.0160530.0067710.0039030.0133230.0055280.0071180.0062460.0067990.0054583.60988022.610387.611465-0.5326741.1233583.003950-0.114812-2.1843072.905885-1.8881953.770465-0.1702970.016701-0.7359090.00040.00000.00000.59490.26270.00300.90870.03020.00410.06050.00020.86500.98670.4627R2和调整的R20.923714和0.918439表2模型检验结果检验方法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统计量相伴概率-20.77260.0000118.5180.0000126.2420.0000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R2和调整后的R2均达到0.9以上，说明模型和数据之间存在较好的拟合关系，并且除LnDIScj和DLFcj外其它解释变量均达
到较高的显著水平，表明扩展的引力模型可以较好地反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流量的决定。利用LLC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对面板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种种检验均显示P值不超过1%，说明没有伪回归现象。综观表2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①从LnGDPct，LnGDPjt，LnDPGDPcjt和LnDIScj四个变量回归系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进口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大小与中国和其他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中国与进口国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呈正向关系，而与进口国之间的距离呈反向关系，距离越远，出口额就越小。这一结果不仅与我们预期一致，而且也符合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或地区主要为中国香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事实。②贸易自由度距离DTFcj、财政自由度DFCFcj和投资自由度距离DIFcj系数符号均为负，表明中国与进口国在这三个自由度方面的差异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着负向影响，距离越大，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额越小，距离越小，出口额则越大，与我们预期一致。我们发现DTFcj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国进口国对外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对中国出口服务贸易影响最显著。而货币自由度距离DMFcj和金融自由度距离DFFcj系数均为正，表明中国与服务进口国的货币自由度距离和金融自由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促进作用，这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从2010～2016年7年间货币自由度分值排名总是徘徊在所有进口国的后三位，而金融自由度分值始终保持30，且所有服务贸易进口国的这一得分都比中国要高，因此货币自由度距离DMFcj和金融自由度距离DFFcj系数均为正反映了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更偏爱较高的货币政策自由度。③政府的开支距离DGcj符号均为负，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并且DGcj系数0.00852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支出的开支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
口有抑制作用，及距离越大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将减少，距离越小中国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将增大；对于企业运营自由度距离DBFcj和劳动自由度距离DLFcj变量，从实证结果来看，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制度距离样本数值比较小导致的。④政府廉洁度距离DFCcj的符号为正，法律制度距离DPRcj的符号为负并与我们与预期一致，但是这两个指标的系数都不显著。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相对于不一样的制度差异都会产生反应，但作用机理却各不相同，在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和政府自由度上制度距离的增大会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量下降，具有负面影响；而在货币政策自由度，财政自由度和企业运营自由度上的制度差异越大则越有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二者差异的扩大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积极作用。各个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的总体效应体现了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总效应，与中国制度水平有差异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效应。4结论与启示4.1结论首先，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必然要将制度距离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因为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不仅包括本文第三部分所讨论的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同样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言之，各国的税收制度、资本管制制度、进出口政策、贸易壁垒以及市场开放程度都不尽相同，而这些制度差异会对服务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其次，由实证分析可清楚看到，不同类型的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产生的影响程度和效应都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所有制度距离变量中，对服务出口贸易影响程度最显著的是贸易自由度。4.2启示服务型国际贸易公司在进行对外出口时，需要了解对方国家的制度环境并与本国的
制度环境进行全方位比较，发现两国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程度，尤其是当地贸易自由度、投资自由度、货币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与本国的差距，尽量选取与本国制度环境差异不大的国家进行服务贸易出口。对于中国来讲，为了进一步加深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服务贸易出口，就要继续开放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资本管制政策也应当适当放松。同时，也要健全国内的法制体系，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我国也需要加强对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加强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改善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服务贸易额。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1]KostovaT.SuccessOfTheTransnationalTransferOfOrgnaizationalPracticesWithinMultinationalCompanies[D].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1996:9-21.[2]GaurASandLuJW.OwnershipStrategiesAndSurvivalOfForeignSubsidiaries:ImpactsOfInstitutionalDistanceAndExperience[J].JournalofManagement,2007(4):611-636.[3]Francois,2001,TheNextWTORound:North-SouthStakesinNewMarketAccessNegotiations[M].Adelaide:Center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tudies.[4]戴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数量、价格及种类分解[J].国际贸易问题，2013（9）：101-110.[5]许和连，成丽红.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适用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转型吗——基于要素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01）：25-35.[6]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6（07）：45-52.[7]魏浩，何晓琳，赵春明.制度水平、制度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来自全球31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J].南开经济研究，2010（05）：18-34.[8]陈丽丽，龚静.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制度因素与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基于49国之间双边服务贸易流量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4（11）：132-143.
推荐访问:引力模型中影响两国贸易的因素 两国 引力 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