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是城市化发展3篇社区治理是城市化发展 锦州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 论文摘要 内容摘要：社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层社会关系共同体,是社会有机体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区治理是城市化发展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社区治理是城市化发展
锦州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论文摘要
内容摘要：社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层社会关系共同体,是社会有机体系统中相对独立的微观社会空间。社区发展是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重要组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实践告诉人们,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面临着人在社区中的角色定位、和谐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权威的再造、社区制度的构造、公民社会的培育、城乡社区协调发展等重大课题与任务。因此,城市化进程,要将社区发展纳入城市化战略,大力推进社区知识的生产,着力于社区制度的创新研究与设计,探索社区民主的可行操作方式。关键词：城市化；社区管理。
一、城市化的概念1、什么是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对于城市化的涵义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1）、狭义：城市化指农业人口不断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2）、广义：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包括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城市社会、经济、技术变革进入乡村的的过程。2、我国城市化概况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城市化由改革开放前的曲折、迟缓发展状态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总的看来仍处在城市化集中阶段。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1949--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发展时期1949年，我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非农业人口2740万人,城市化水平（以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为5.1%。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时期，随着156项重点工程建设的开展，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矿业城市。与此同时，对一批老城市还进行了扩建和改造，如武汉、成都、太原、西安、洛阳、兰州等老工业城市。加强发展了鞍山、本溪、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等大中城市。一大批新建扩建工业项目在全国城市兴建，对土地、劳动力的需求和对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以及服务业的兴起，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到1957年末，我国的城市发展到176个，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8.4%。随着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1953年至1957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8.3%，城市人口年均增长16%。这说明，“一五”时期的城市发展及城市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基本适应的。（2）、1958--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稳定发展时期1958--1965年期间，经历了“大跃进”运动。城市发展呈现出由扩大到紧缩的变化。在3年的“大跃进”后，全国城市由1957年的176个，增加到1961年的208个；城市人口由5412万增长到6906万，增长了28%；城市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由8.4%上升到10.5%。从1962年开始，陆续撤消了一大批城市，到1965年底崐，只剩下168个。比1961年减少了40个。这个时期，一部分新设置的市恢复到县级建制，如榆次、侯马、岳阳等；另一部分地级市实行降级，成为县级市。如石家庄、保定等。与此同时，由于城市社会经济出现萎缩，致使城市人口出现负增长，城市化水平也由1961年的10.5%减少到1965年的9.2%。（3）、1966--1978年，是城市化停滞发展时期1966--1978年期间，是城市化发展的低迷徘徊期。整整13年间，城市只增加25个，城市非农业人口长期停滞在6000-7000万人左右，城市化水平在8.5%上下徘徊。（4）、1978至今，是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发展时期
1979--1997年期间，城市化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发展，进入了稳定、快速发展的通道。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社会经济各项事业有了新的活力。“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工业的空前扩张，对城市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这期间，我国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到1997年，我国城市已发展至668个，与1979相比，新增城市452个，相当于前30年增加数2倍多。城市人口也迅速增加，城市化水平增长到18%。毫无疑问，这种快速发展是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率先改革所带来的。3、中国城市化现状（1）、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与拉美国家城市化超工业化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都是不理想的。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差距在21个百分点左右。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通过对世界100个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分析，认为城市化水平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与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另一个指标人均GDP有一定的成正比的对应关系。按照钱纳里发展模型，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就应为60.1%。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40%。可见，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水平差距是比较大的。（2）、城市化水平存在地区性的不平衡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2006年，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中部与东部城市化水平相差14个百分点，而西部又与中部相差5个百分点，西部与东部直接比较相差19个百分点。中国城市化水平在区域之间的差距明显。（3）、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表现在大城市交通拥挤，居民居住条件差，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中小城市自来水、天然气普及率和道路硬化率低，污水、废水处理设施缺乏。北京、上海、天津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比较高的城市，但与国际同类城市比较中，仍然处在中下水平。（4）、大城市人口集中度低大城市人口集中度反应中心城市吸纳和集中城市人口的能力。大城市人口集中度高，有利于集中、高效地发挥城市基础设施的功能，增加这些设施与资源的受益人群。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质量和效果。目前中国特大城市人口集中率（特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11%，世界平均为16%，中低收入国家平均17%，美国39%，德国41%，日本37%，低收入国家为10%。可见，在这项指标上，中国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二、锦州城市化进程、状况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物质和精神两种动力，一个城市的进步必定沿着文明的轨迹前行。刚刚过去的五年里，锦州在向辽西沿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前进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犹如高扬的风帆，一直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动力，保驾护航。凌河区重点建设高档商厦等精品设施，古塔区积极打造各种特色园区，太和区全力推进卫星城区建设。今年下半年，锦州市城区经济以优化空间布局为重点，加快推进全域城市化进程，为深入落实“一纲五线”发展战略、实现“三年倍增”目标及促进全市经济的整体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锦州市全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工作中，各区都明确了自己的特色布局及相关重点项目。其中，凌河区提出以重点建设高档商厦、星级酒店、商务楼宇精品设施
及推进棚户区和旧楼群改造为重点，主要做好铁路棚户区改造、万年里棚户区改造、西班牙风情花园、8230厂及周边改造、上河城、北美佳苑等开发建设；古塔区积极打造钟屯村的化工产业园区、五星村的商贸物流园区、士英村的文化产业园区及白老户村的绿色生态农业园区。目前，士英村的改造规划已经出台并已开工建设，今后要逐步推进钟屯村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建设及五星村、白老户村改造工作，争取在未来三至五年的时间内完成省城区经济现场会中提出的要求。与此同时，太和区一方面全力推进主城区城市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汤河子、兴隆两个卫星城区建设，争取到“十二五”规划末期，两个卫星城区人口分别达到6万和4万。加快城郊城市化进程中，一是以村为单位建制迁入主城区，将在城市规划内的城中村、城边村整体融入主城区；二是建设城郊高标准新型社区，选择乡、街所在地、有规模的中心村和行政村，规划建设20个左右宜居宜业的综合社区，将中远郊的居民吸纳进来。大力实施“退一进二进三”战略，使全区70%的务农劳动者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此外，松山新区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城区经济的发展基石和前提保障，依据南站地区的总体规划，多渠道融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南站地区的欧洲风情小镇、渤海大道与南站5.7公里道路连接主干道建设工程有望在年底前开工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晋升为国家级开发区后，开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白沙湾行政区生活区、行政中心中央景观区和滨海路景观带建设等正在全力抓紧推进；龙栖湾新区作为“后起之秀”，招商引资及开发建设正如火如荼，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打造光伏和石化轻纺“双千亿”产业基地及打造“中国海洋城”的开发建设全面步入快速发展期。三、锦州社区情况，社区成就，存在问题，如何解决。1、社区的概念社区通常是集中在固定地域内的家庭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网络。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伙伴的关系。社区一词从滕尼斯提出到现在，其涵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们所谓的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中人群的生活共同体。具体而言，社区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且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社区由以下一些基本要素构成：（1）、它有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2）、它有人们赖以从事社会活动的具有一定界限的地域；（3）、它有一整套相对完备的生活服务设施；（4）、他有自己特有的文化（5）、它的居民对自己所属的社区在感情和心理上产生了一种认同感，即“我是某一地方的人”的观念。社区是多种多样的。社区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社区的生产力水平高低，可以划分为发达社区、不发达社区；根据社区所发挥的主要社会功能，可以划分为居住社区、商业社区、工业社区、政治社区等；根据社区的地理环境，又可以分成平原社区、山区社区、岛屿社区等类型。尽管社区分类多样，但最基本的划分方法，就是把社区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2、锦州社区情况近年来，锦州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工作。锦州的社区建设工作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发展思路明确，政策落实到位，大胆改革创新，取得了良好成绩，形成了城乡统筹、梯次推进、全面发展的生动局面，特别是树
立了一些社区建设工作的好典型，这些社区具备了较好的社区管理机制、社区建设的好思路、好队伍，为全市社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借鉴。锦州市的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不断强化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把社区打造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在未来几年，我市将继续加强社区组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服务设施建设，改善社区资金条件，确保社区管理服务有人、有钱、有场所。要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政府与社区互动机制、社区服务供给机制和社区居民参与机制，推动城市基层单一治理结构向复合治理结构转变。要将城市街道社区创先争优活动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着力做好城市街道社区工作者“走千户、访千人”活动组织工作，切实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全面提升和谐社区建设整体水平。为了全面做好社区建设工作，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以促进社区的快速发展。在锦州市召开的全市社区商业建设会议上，市有关领导提出争取利用5年时间，在全市142个社区中有1—3个社区成为国家商业示范社区，5—10个社区成为省级商业示范社区，30—40个社区成为市级商业示范社区。有2—3户企业列入国家“示范企业”，有3—5户连锁企业列入省级“示范企业”，5—8户连锁企业列入市级“示范企业”，有20个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的店铺列入市级“示范店”。此外，市领导还为3个获得省商业示范社区的单位受匾，他们分别是：古塔区石油街道南敬业社区、凌河区菊园街道天兴花苑社区、太和区太和街道东太平社区。近年来，乡村社区也在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十一五”期间，锦州市供销社从适应市场到主动引导农民参与大市场，形成了品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农业产业化结构，即以产业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信息服务、物资供应、产品销售以及技术培训等惠农服务措施为手段，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发展生产，调整生产结构，以需定产，从而避免了农产品卖难，达到了全面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目的。目前，锦州市供销社已引导农民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优势，兴办和建立了一些种、养、加、产供销一条龙的各类专业合作社：（1）、凌海东花供销合作社组建凌海市高效农业技术协会金城街道分会，是供销社组织农民自愿加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共吸收会员290户。先后建立了甜菜、红尖椒生产基地，协会引进“九龙塔”系列品种，高产，抗病毒性强，农民种植积极性高。辣椒亩产达到2600公斤，农民每亩增收1500元。东花供销合作社还积极做好农用物资供应工作，建立农资连锁超市，与省内外多家化肥、农药生产厂家建立总代理业务关系，减少购进环节降低费用，以每吨低于市场20元的价格售给农民，让农民得到实惠。（2）、凌海市三台子果菜专业合作社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优势，投入资金140万元，兴建了建筑面积750平方米的葡萄综合加工厂，现已组织发展葡萄专业户460户，种植面积3000亩，总产量达5000吨，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3）、北镇五粮专业合作社转变经营理念，构建了专业化、多元化集约型经营格局，建立了测土配方施肥实验室、技术服务队、聘请专家讲课，印发宣传资料等，带动了当地农民发家致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好评。（4）、义县涌泉淹渍菜专业合作社以加工出口各类蔬菜为主要品种，年出口淹渍菜3,000吨，带动农户410户，户均纯收入5,000元。
目前，锦州全市供销合作社领办和创办的各类专业合作社入社农户7,560户，带动农户3.5万户，年均为农民增收达到1亿多元。共建立各类商品基地和养殖基地27个。此外，锦州市供销社还积极开展社区综合服务工作，全系统以便民超市、文化站，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信息传输、新特产品推介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服务活动，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全系统共建立村级综合服务站300多个，占全市村屯的80%以上，服务农户达4万户以上。3、存在问题和建议建设和谐社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情况，社区做为构成基层政权组织结构的最小单元，在社会所引起到的作用是其它任何社团和组织无法替代的。就我市而言，社区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旧任重而道远。（1）、存在的主要问题：①、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工作负荷大，几个社区干部却要负担大到计划生育，招商引资，治安联防再就业工程社会统筹保险小到发放灭蚊蝇、耗子药等诸多繁琐事宜，对此社区只能疲于应付。②、办公经费十分短缺，多数社区办公设施陈旧老化，若想开展有规模的公众活动则完全依靠骨干的觉悟和社区干部凭面子去化缘，入不敷出是家常便饭。③、同工不同酬待遇不平等即有享受事业单位待遇的国家工作人员，也有实行聘任制的临时工作人员，而且不享受社会统筹保险，但从事同样性质同等工作的劳动。大多数社区与政府的关系是输血型，供养型关系，依赖性强。（2）、关于社区建设提出的几点建议：①、抓党建抓组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要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社区的各项工作，建立完善学习制度，民主生活制度，社区代表会议，社区仪事协商会议等制度。②、抓队伍，抓活动提高素质简政放权。社区干部必须提高相应的理论水平，提升实践经验。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加强领导的同时要充分体现社区的自治功能，少当“婆婆”；多支持、少干预，在政策，资金，人员等诸多方面向社区倾斜。③、抓经济、抓服务，完善职能，促进稳定。解决社区供养型输血关系为自立型的造血关系，其核心在于有相应的经济支撑。由政府出面与各相关协商在营业执照办理，工商管理等方面让社区发挥主导中介作用。随着经济体制制型，如何帮助强弱群体是社区的一项突出任务，要求社区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加强社区建设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要采取综合性对策措施加以解决,以推动城市化和城市社区建设协调发展。
篇二：社区治理是城市化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探究——基于泉州市“城中村”个案调查许英凤
【摘要】Thecommunitygovernanceof＂urbanvillage＂isoneofthemostimportantmissionoftheChinagovernmentadministration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Now,thecommunitygovernmodelof＂urbanvillage＂inQuanzhouisthatofgovernmentleading,whichcausesmanypracticalproblemsofgoverning.So,thegoodgovernancemodelof＂villagewithincity＂shouldbethemodelofgovernmentpromotementandcommunityautonomousinthecourseofurbanizationinQuanzhou.Atpresent,weshouldchangethegovernment~sfunction,leadthecommunityresidentstotakepartinpublicadministrationwidely,cultivatethecitizens＇autonomousabilitygradually,wherebytostrengthenlegalgovernanceandexpanddemocracy.%＂城中村＂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层管理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泉州市＂城中村＂社区治理仍是政府主导下行政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在这一治理模式下存在着许多管理方面的问题。要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治理的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公民的自治能力,必须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实行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而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职责,积极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和社区自治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是实现这一治理模式的有效途径。
【期刊名称】《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30)001
【总页数】4页(P60-63)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困境;转型;泉州
【作者】许英凤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8
城市的发展与扩张是“城中村”形成的主要外部推力。泉州市在实现跨越式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心城区形成了很多“城中村”，严重制约着中心城市的发展。为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实现城乡一体化，泉州市政府在中心城区（主要包括鲤城区和丰泽区）实行“镇改街道、村（居）改社区”，全面推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以适应泉州市的城市化发展要求。位于繁华市区（鲤城区）内的成熟型的“城中村”①从“城中村”的空间位置、发育程度以及与城市用地的关系等因素考虑，可将“城中村”分为三类：一、成熟型（成熟的“城中村”）：位于繁华市区内，属于城市建成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为城市用地所包围的村庄；二、成长型（扩展中的“城中村”）：位于繁华市区的周边，属于城市建成区，还有少量农用地，与城市用地相交错的村庄；三、初生型（形成中的“城中村”）：位于城市建成区外围、城市规划发展区内，还有较多农用地，城市用地开始侵入的村庄。参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68－180页。，是市政府最早改造的对象，已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而成长型的“城中村”（主要位于丰泽区），处于城乡结合部，是目前政府着力进行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点。本文以泉州市丰泽区成长型的
“城中村”为例，从政治学角度来剖析“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试图为这类特殊的过渡型社区的治理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践参考。一、“城中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2003年以前，泉州市丰泽区“城中村”社区一直是市辖区—镇—村委会三级管理。2003年完成镇改街道、村（居）改社区以后，“城中村”社区由原来的镇—村管理模式向街道—社区管理模式转变。但是“改制”以后，这些“城中村”社区实际上仍实行原来的政府主导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②根据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研究情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三种：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结合型的治理模式；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参见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135－140页。。在这一管理模式下，“城中村”社区存在着许多组织管理方面的不足。（一）社区治理主体不明、职责不清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治理社区的行政派出机构，承担起治理社区的管理主体。但是，行政派出机关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在上级单位的授权范围内从事管理活动，不具备完全的行政执法资格，因而在市、区政府授权下的街道办事处，管理主体地位模糊不清。街道办事处大部分工作用于应付、落实、完成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下达的任务，处理上级政府委派的大量行政、社会事务。市政府在将管理重心下移的同时，也把许多本不该由基层政府承担的事务一同转移下去，致使街道办事处做了许多本应由区政府履行的职责，而无暇顾及社区的管理；同时，街道办事处履行的很多职责又没有财力支持，“条费块专、费随事转”的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也使得街道办事处在为社区提供服务方面财力匮乏。于是，街道办事处缺乏相应的法定地位和权力，自身权责不统一或权责有限，“看得到而管不到”，导致其组织内部缺乏活力、管理效率低下，也抑制了其管理社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倾向严重，自治功能缺位作为公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是我国城市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基层自治组织，是畅通基层民主的渠道。但现实运作中居委会缺位现象较为严重，民主、自治功能不健全。国家利用所掌握的所有社会资源，通过行政手段渗入到社区中，于是，居委会演变为具有“行政—社会”双重属性的行政机构，导致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主发展的功能日渐萎缩。居委会组织中党支部书记与上级党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居委会主任及其他干部往往是先由区、街道选定，居委会工作方式全部采用按上级指令办事。因此，法律规定的政府组织与居民委员会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实际上已经变换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居委会既不像行政组织，也不像非政府组织，更不像自治组织，法律地位完全悬空，从法理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换为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关系；居委会不再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层，而是政府本身，它在上级政府的领导下代表政府对城市基层行使行政管理权；居委会过分依赖于上级政府，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偏离了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在居民中也难以获得其自治组织性质上的认同。（三）社区自治组织、自治力量薄弱，居民参与意识淡薄一方面，“城中村”社区中非政府组织自身发育不成熟，还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市场化运作，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同时，政府又对其不够重视，致使非政府组织发展迟缓，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短期内无法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1］。社区自治组织与自治力量十分薄弱。另一方面，社区治理也缺乏广泛的居民参与。社区居民参与是“城中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社区参与的规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区发展的整体变迁和目标管理。由于这些“城中村”社区的居民还没有完全摆脱镇村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把居委会当成是自己的组织，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社区自治的主体，
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为本社区建设尽一份责任和义务，也没有充分行使权利，积极参与到对社区的事务管理中去。同时，由于缺乏基层选举参与的基础，居民对居委会开展的各种社区活动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导致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不易开展。总之，社区居民公共参与意识不强，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内发育不全，社区建设的内源动力支持相当有限，社区中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社会资源严重浪费。二、“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模式选择：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已存在一系列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如，组织内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政府对社区的外援动力不足；组织外可供利用的人力资源没能得到有效发挥，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社区建设的内源动力匮乏。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城中村”社区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城中村”社区能否顺利过渡到城市社区。有效解决“城中村”问题，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对城市基层管理体制作相应改革与创新；建设现代化大城市，适应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需要，必须改革“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实行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即，建立政府参与的纵向社区管理体系与横向的社区自治管理体系相结合的“双强模式”（即强政府、强社会）：在街道层面组建“半官方”的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沟通桥梁与纽带，专门负责指导、协调、监督与管理社区工作；在社区层面逐步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具体包括社区党支部——领导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决策层、社区居民委员会——执行层、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议事监督层。在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在社区由政府行政管理向自治管理的过渡阶段，实行这一模式能更有效地开发、整合社会资源，培育公民的自治能力，提高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为未来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自治型社区治理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二）价值诉求：治理和善治治理和善治是现代国家管理社会的价值诉求。这一价值诉求下，国家与社会或者政府与公民之间能良好合作，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既有利地推动“小而强”政府的建立，又能促使“大而强”社会的孕育，使政府合理地缩小自己的职能范围，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切实管理好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管理的事情，同时也能保证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有载体承接，避免管理上的真空，并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提高社会的自治能力和自组织程度。“城中村”社区作为过渡型的城市社区，应努力朝着现代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方向发展。因此，“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充分体现了现代社区治理的价值内核①格里·斯托克对目前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到目前为止各国学者们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已经提出了五种主要的观点。这五种观点分别是：（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参见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第2期，第3－4页。：（1）发挥政府在“城中村”社区治理中的倡导、规划、协调作用。（2）政府或行政组织不应是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城中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应尽量多元化，包括政府（街道）、市场（企业）、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社会团体与志愿者、政党（街道党工委和居民党支部）。（3）重新界定街道的职能权限及其权力的行使方式。街道应改变以往单一的强制性的行政方式，运
用新的方法正确对社区进行引导和控制。这种引导和控制，是政府的最大责任，不可或缺。（4）社区治理是对社区合作网络的管理。街道、居民自治组织、企业及党组织在社区内的合作与责任共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三）路径依赖：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多元治理“城中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必然，是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对我国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创新“城中村”社区治理模式，实行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必须依靠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推动多元治理。1.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职责首先，政府应树立治理理念，努力实现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的根本转变，合理界定政府职责，逐步减少“城中村”社区行政管理，并发动社区各方力量，提高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城中村”社区的有效治理，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将管理重心下移，把不属于自己的管理权限转移出来，分别交由市场、企业和社会管理；同时，还必须管住、管好本应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服务居民并满足他们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始终是“掌舵型”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在“城中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其职责不在于提供多少公共服务，而在于保证公共服务提供的有效实现。政府在社区发展中最基本的职责，是制定政策和把握方向，有效整合社区各种稀缺的公私资源，然后交由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去管理，保证社区沿着居民自治的方向健康发展，保证居民所需要的各项服务的提供能够实现。其次，政府必须正确理顺与社区组织的关系。“城中村”社区的治理应明确分工，合理界定社区管理主体的职能权限，正确理顺街道、职能部门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努力做到权、责、利的统一。街道办事处设立的社区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履行管理“城中村”社区的职责。主要就“城中村”社区发展的重大问题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确定长期和当前的工作计划，商讨协调“城中村”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事
务；负责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社区的民情民意，向社区转达政府对社区发展、社区管理的意见和要求，对社区管理进行必要的指导、沟通、协调和行政督导。社区管理委员会要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指导和协助社区居委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充分调动社区居委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努力培育、扶持和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通过法律、财政、税收等手段为其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建立起稳定的保障机制，同时对它们实施严格的监督，规范其行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努力在政府、社会、市场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积极拓展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推动社区多元治理。待社区自治组织、自治力量强大以后，取消社区管理委员会，由社区居委会接管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全部管理职能。2.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培育公民社会，增强社区意识社区第三部门组织、民间团体的培育和发展有利于加强社区成员的沟通，把居民的各种利益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增强居民参与的效能与热情。社区居民通过参加社团组织活动，有助于培养民主平等意识和契约合作精神，增强公民自治的能力。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适当的扶持和培育，不仅在政策上予以倾斜，还要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团的资源和功能，激发更多社会团体介入公共事务治理的热情；促进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各类公共事务，逐步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和评估机制，使其逐步发展、走向成熟，直至能够完全自主地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城中村”社区的管理仅靠政府推动远远不够，必须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实现社区治理多元化。社区是居民生活的载体和公共空间，社区意识是社区成员对本社区的心理感觉和价值观念。这种感觉和观念的形成，不仅是接受教育的结果，更是参与社区活动的结果。因此，社区居民应该树立社区意识，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宣传教育活动和各种公益活动，共同分担社区责任、分享社区成果，增强对本社区的关心、认同和依恋程度，
形成“社区是我家，联系你我他”、“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良好氛围，为实现社区良好治理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参考文献：［1］冯玲.治理理论视角中的我国城市社区自治［J］.海南大学学报，2003（2）：191－195.
篇三：社区治理是城市化发展
作者：林莉[1];张劲松[2]作者机构：[1]南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南通226019;[2]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出版物刊名：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页码：65-71页年卷期：2015年第1期主题词：新型城镇化;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摘要：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由于城镇化强制乡村分散居住模式改造为集聚;强制封闭社会空间产生结构性分化;强制农民身份的公民化转变;使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有着复杂的背景。在被动的局面下,城镇化发展出现过渡失序,造成了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治理格局的不稳定,治理主体定位模糊以及治理路径依赖的失灵。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城乡结合部新型社区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是城乡结合部现代化与城市化转型成功的标志,而主体性动力的不足与文化渗透性动力的缺失,意味着新型社区治理创新的重点是,通过社区主体性建设和文化建设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和协同治理理念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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